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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陕北大旱，宝娃是“蛤蟆滩”众多灾民中的一员。作为“外来者”，宝娃在其母嫁给梁三以后就获得了在“蛤蟆滩”生活的合法身份，并且取名叫梁生宝。梁生宝是农民的榜样，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表现为他对新政权的深厚感情、对新政策的透彻理解、对私有制的仇视、舍小家为大家以谋求共同富裕的创业观。梁生宝是先进阶级中具有高等觉悟的人，是那个时代需要的理想农民形象。他善于在农村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意义的觉悟，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在这艰苦奋斗中，他也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目的，他既不想从集体事业里捞点高于别人的利益，也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领导来恭敬。
梁三老汉勤劳、朴实、善良等，他收养梁生宝，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买来的童养媳妇死了，“老汉趴在炕边嚎啕大哭，哭得连旁人都伤了心”。他对待改霞的态度，体现了他身上保守、固执的一面。他身上有庄稼人最朴实的发家立业的愿望，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而在那个时代，拥有的土地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拥有财富的多少。因此，土改分地，梁三老汉得到十来亩稻地，面对土地，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发家致富的愿望又一次从心底萌芽了。“他每天东跑西颠，用手掌帮助耳轮，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他拄着棍子，在到处插了写着字的木橛子的稻地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徐改霞的父亲在世时，曾经给她定过一门亲，但新中国成立后，徐改霞先是以年龄原因拒绝了对方娶亲的要求，到达法定婚龄后，又以包办婚姻为由，拒绝履行婚约，最后，借着婚姻法的贯彻，成功地解除了这个婚约。改霞解除旧婚约，成为她和梁生宝之间发展恋爱关系的必要前提。改霞热情、心思敏锐，在某些方面甚至过于敏感。改霞的热情和敏锐，并非“自然而然”的，曾经的改霞，脾性恰好是热情和敏锐的反面。在象征的意义上，徐改霞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意味着一个“现代”人的诞生，土改的意义正是要将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进军队、进工厂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其中个人的婚姻由个人自己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赵素芳是被旧社会深深腐蚀了的一个灵魂。她的性格是一种变态性格，她也是一个在旧社会的磐石重压下被从根本上歪曲了的人物。素芳的童年是天真无邪的，她聪明、伶俐，和其他孩子一样。但是在16岁上被同街一个小流氓诱骗而致失身以后，这个对人生还没有任何认识的姑娘，就被不公平的命运，推入痛苦、乏味、受压制、被误解、无希望的深渊里。旧社会的礼教、家法，给了她以灵魂上极大的摧残，它已经被揉得没有一点“性气”了。这一切都是通过假瞎眼公公王二直杠——一个忠诚的封建制度的奴仆之手来完成的。
郭振山是一部分思想出了问题的共产党员的代表人物。郭振山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讲话有煽动性，他用自己的语言讲活跃借贷的意义，他“热烈的言辞”，“似乎有一种语言的魔力来推动行政工作”。蛤蟆滩代表主任郭振山，他的自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以及对互助合作生产的消极抵制都对梁生宝的事业造成了威胁。
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然而，创业艰难。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
柳青，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代表作长篇小说《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在《创业史》小说中，核心人物梁生宝一出场就具备了沉着、冷静、思想觉悟高等一系列将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对于奋斗和抗争苦难的叙述中，因为他的出身和苦难经历以及党员身份，就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具备了充分的革命理由，所以很快被引导到革命队伍，迅速地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拉开距离，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领路人。梁生宝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领导，我慌啥”，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自居，时时刻刻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纳入到“集体”的圈子里来。这样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个人的奋斗微不足道，集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在他办的农业合作化和进山劳动等几件事中，作者将其预设为“共同劳动”、“集体进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进一步夸大集体力量的无所不能和突出梁生宝的“英雄人物”形象，做了周到的计划。在展现“集体话语”的模式下，梁生宝抗争苦难、对抗命运的重心已经游移，成了他与“蛤蟆滩”“三大能人”能力的比试。而在“三大能人”地位、身份、年龄、心计都比梁生宝略胜一筹时，他的道德、觉悟、党性都成了与其对抗的有力砝码。个人奋斗的主题被完全掩盖，转而成为了两种政治力量的殊死较量。同样，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个人因素并不是考虑的核心，人本要求和自主选择的意识也被淡化，党的威信、“思想觉悟”的高低、处理不好婚姻问题对党的影响成为梁生宝考察的第一要素。并且为了合作化的事业不停地拖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梁生宝实际性格特征中的强弱质，渗透了集体意识形态对于当时大众的规约。
作者在《创业史》文本中，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众生群像，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是每一次变革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作为男权传统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在变革中的变化能够深层地体现变革的本质。
在《创业史》中，故事主要通过叙述人来描绘。这个叙述人是事件的参加者，他在叙述过程中，表明自己鲜明的爱憎，解剖着人物的灵魂，引导着读者去理解事变的意义，通过叙述人的“形象”，显示着柳青的风格，通过叙述人的“视点”，揭示各阶级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感情。柳青在《创业史》中心理描写的“视点”，都是单一的。单一视点的心理描写，要求作者把所描写的人物内心活动限制在作品中某一人物的视线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即通过某一人物的内视或称内省、内心独白和外视来描写心理活动。柳青往往通过一个干部、一个农民、一个老妇、一个姑娘、一个少年等的眼光来观察事物、观察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生活在蛤蟆滩的人物都在考虑着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梁生宝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如何反击自发势力的进攻，如何使互助组得到巩固和发展；梁三老汉出出进进，想的是叫儿子听他的，还是他听儿子的，郭振山躺在床上想的是“在党”还是不“在党”；郭世富走在路上计算着是同互助组比赛，还是不比赛；徐改霞在柿树院权衡着是与梁生宝结婚，还是去考工厂；王二直杠念叨着什么叫“天官赐福”；姚士杰谋划着是否借粮食给白占魁和高增荣；欢喜担忧的是素芳婶子去姚士杰四合院做工的严重后果；韩培生的革命积极性是新式秧田技术如何在拾蟆滩得到实施并且能取得成功。这些都是单一视点心理描写。
《创业史》当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冯牧（文学评论家）
《创业史》中的人物都是有个性的，精神面貌轮廓是清楚的。而这些人物所以给人留下如此显明的印象，是由于他们都具有这一历史时期的显明的时代色彩和突出的阶级特性。——朱寨（新文学评论家）
梁生宝是“历史、时代、现实和理想”的结晶，这些英雄形象的真实的性格内容，既高唱着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又显示了鲜明的色彩，成为鼓舞和教育人民的榜样。——李希凡（中国作家）
《创业史》的命名，显现了它的史的特点，而史的特点，大家通常也称作史诗的特点。史诗的特点，一般是指文学作品从艺术上概括历史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何文轩（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